迈上新征程 创造新伟业******
迈上新征程 创造新伟业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2022年治国理政述评
2022年，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项事业扎实推进。
2022年，极为重要的一年。我们胜利召开党的二十大，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开启了充满光荣和梦想的新的远征。
扬帆远航再出发
“百年成就无比辉煌，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习近平
历史，再一次书写伟大的时刻。
2022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庄严宣示：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新时代新征程，开启新的奋斗篇章——
2022年1月26日，汾河两岸瑞雪纷飞。
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寒来到山西省临汾市，进山村、访农户。在村民蔡文明家，总书记抚今追昔，感慨道，“过去我到农村，看到这样那样让人揪心的事儿，心里很是不安、难过。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农村，面貌完全改变了，吃的穿的用的都不一样了”。
习近平总书记对村民们说：“下一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已经开启，我们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迈上新征程，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高瞻远瞩，领航定向。
2022年初，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组成立，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鲜明提出起草党的二十大报告要全面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
2022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五个必由之路”重大论断，阐述我国发展仍具有的“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深刻揭示新时代我们为什么成功、未来我们怎样继续成功。
4月，海南；6月，四川、湖北；7月，新疆；8月，辽宁……
密集的地方考察调研中，从着力打造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到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再到深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面向未来的重要观点和重大论断。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党的二十大要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进行宏观展望，重点部署未来5年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
新时代新征程，擘画新的宏伟蓝图——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郑重宣示。
总结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阐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问题，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九条本质要求和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条重大原则，全面部署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工作，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二十大报告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他所在的广西代表团，同大家一起讨论二十大报告。
谈成就、说体会、提建议，从发展茶产业，到保护好桂林山水，再到产业工人成长进步，代表们在讨论中饱含着信任、充满了信心、凝聚起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牢牢把握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总书记话语铿锵。
新时代新征程，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2022年10月23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万众期盼中，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带领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
坚强核心引领壮阔征程。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百年大党必将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叩开历史的厚重大门，习近平总书记深有感触：“无论我们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丢，脚踏实地、苦干实干，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在南沟村，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果园，了解苹果收成和当地苹果产业发展情况。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经实现，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了，老乡们过上了好日子，但还要继续努力往前走，让生活越来越美好。
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伟大号召：“让我们踏上新征程，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
新时代新征程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正以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风雨同舟向前进
“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
2022年2月4日，立春之日。“一朵雪花”照亮“双奥之城”北京。
作为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无与伦比”的北京冬奥会、“精彩非凡”的冬残奥会，兑现了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令世界惊叹“这就是奇迹”。
面对疫情反复延宕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带领中国交出一份又一份世所瞩目的精彩答卷。
这一份份载入史册的答卷，体现着强烈的责任担当——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因时因势、科学决策，准确把握疫情形势变化，及时作出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科学果断，彰显着人民领袖的责任担当。
面对一场场严峻复杂的抗疫大战、经历一次次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我们以防控战略的稳定性、防控措施的灵活性，有效应对疫情形势的不确定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赢得了优化防控措施的主动。
“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2022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
12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强调：“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次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公布优化落实疫情防控的“新十条”。
惊涛骇浪中把舵导向，大战大考前运筹帷幄。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开展抗击疫情斗争，始终牢牢把抗疫的战略主动权握在手中，最大程度保障了亿万人民的生命安全，最大程度创造了生产生活条件和投资发展环境，最大程度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一份份载入史册的答卷，闪耀着高超的政治智慧——
防疫关乎生命，发展关乎生计。如何统筹好这对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一道难题。
2022年，国际环境复杂严峻，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持续显现，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陡然增加。
“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采取更加有效措施，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3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用三个“最”字表明我国坚决打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战的决心和信心。
察大势、把方向，应变局、开新局。
针对市场主体遇到的发展困难，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稳住市场主体，对受疫情严重冲击的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施一揽子纾困帮扶政策；
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明确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确保交通物流畅通，确保重点产业链供应链、抗疫保供企业、关键基础设施正常运转；
把稳就业、稳物价、保民生作为必须守好的底线，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稳定和扩大就业，组织好重要民生商品供应，保障城市核心功能运转；
……
在关键时出手，于要害处发力。从稳住市场主体、稳住市场预期到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经济循环，各项政策靠前发力，最大程度稳住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盘。
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
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深远的战略眼光，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在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中增强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了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
粮食安全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
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海南考察，第一站就来到三亚市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进一步指出“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将能源安全作为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强调要“夯实国内能源生产基础，保障煤炭供应安全”；
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展，不断提升我国发展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科技强军战略，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开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新局面；
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制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力打击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行径；
……
牢牢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不断推进。
这一份份载入史册的答卷，彰显着宏阔的战略格局——
越是形势严峻、任务艰巨，越要坚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做强经济基础，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综合国力。”
2022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对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重要战略部署，强调“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
这一既利当前、又谋长远的战略部署，对保障国家安全，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贯彻落实《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进行长远谋划……一个个重大战略、一项项重要谋划，疏通高质量发展的经脉。
胸怀大局大势，把握有利条件。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稳步推进，筑牢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石；21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海南自贸港扬帆起航，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蹄疾步稳……改革持续深化，积蓄发展动能、激活发展优势、释放发展潜力。
这一份份载入史册的答卷，饱含着深厚的民生情怀——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为必须牢牢把握的五条重大原则之一。
“共产党就是给人民办事的，就是要让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一年比一年过得好。”习近平总书记对民生改善始终念兹在兹。
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赴四川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叮嘱，“要高效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决克服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困难，做好就业、社会保障、贫困群众帮扶等方面的工作”。
在湖北武汉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想办法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确保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少受影响”。
老有所养和幼有所育，关系千家万户。
7月13日，走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固原巷社区，习近平总书记看望银发耄耋老人，祝福他们“幸福生活日久天长”。一个多月后，到辽宁沈阳市皇姑区三台子街道牡丹社区，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点询问老人孩子的情况，强调“对老年人的服务要跟上”“对孩子们的养育和培养等工作要加强”。
就业是民生之本。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1076万人，创历史新高。
在四川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宜宾学院，向教师、学生、企业负责人了解企业招工的需求和毕业生签约率等情况。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
“成绩殊为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梳理了这极不平凡一年所取得的成就。
2022年前11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45万人，完成1100万人的全年目标任务；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6％；在全球通胀压力高企的背景下，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温和上涨2%；粮食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预计全年经济总量超过120万亿元……就业稳、物价稳，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人民生活得到有效保障，经济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壮丽神州大地：国产大飞机C919振翅蓝天，超9000米石油深井鸣笛开钻，中国空间站闪耀太空……
最暖人间烟火：重大工程有序推进，工厂车间加快复工复产，港口码头吞吐不断，超市商场物丰价稳……岁末年初的中国，社会复苏，希望萌动。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与憧憬。
淬火成钢赶考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习近平
延安杨家岭，毛泽东同志旧居墙上，悬挂着一张已经发黄的照片。那是1945年夏，毛泽东到机场迎接前来考察的黄炎培一行。
2022年10月27日，正在这里瞻仰革命圣地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窑洞，细致端详照片，思考着“窑洞对”提出的历史之问。
延安时期，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2022年1月18日，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第一个答案”和“第二个答案”的内在统一：“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永葆初心、接续奋斗。
一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自觉、历史主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
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
2022年1月11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礼堂。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举行。
面对党内的“关键少数”，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党的百年历史，深入阐述了五个问题，其中第一个，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9个多月后，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仔细观摩青铜器、玉器、甲骨文等出土文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一语中的。
思想建党、理论强党。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为我们党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
从“两个结合”到“六个坚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锻造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
2022年8月30日，人民大会堂。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
热烈的掌声中，总书记走到代表们中间，同大家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勉励他们牢记使命责任、勇于担当作为。
这是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开展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亮出优与劣的标尺、明晰上与下的准绳，激励广大干部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修订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着力解决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切实抓好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党中央以高标准严要求锻造堪当时代重任的执政骨干队伍，凝聚干事创业正能量。
“党没有自己的利益，党的领导干部更不应该有自己的私利”。2022年4月11日，海南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面对围在身边的乡亲们，习近平总书记话语坚定。
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
“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坚决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以党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2022年6月17日，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反腐败斗争“极其复杂、极其艰难，容不得丝毫退让妥协”。
同一天，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十九届中央第八轮巡视金融单位整改进展情况的报告》。这是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听取巡视整改情况汇报。
一个多月后，随着十九届中央第九轮巡视完成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等单位的反馈，十九届中央巡视全覆盖任务圆满收官。
“凸显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体现了党内监督无例外的坚定立场”。2022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九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
政贵有恒，治须有常。
2022年，中央八项规定出台迎来十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上率下、正风肃纪，推进全党作风建设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
党的二十大闭幕仅3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
“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的堤坝，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一年来，广大党员严守纪律红线，带头践行新风正气，带动全社会敦风化俗。
“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号召，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
“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立心铸魂、强基固本、激浊扬清……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不断焕发生机活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2022年初秋时节，辽沈大地千里沃野，一派锦绣风光。
习近平总书记赴辽宁考察调研期间，专门走进牡丹社区，“看看老小区有什么新模样”。
展板上一幅幅照片，展现着这里的旧貌新颜。近年来，经过改造，这个居住着3000多户居民的典型老旧小区，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基层治理示范社区。
“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的党。把老百姓关心的事一件件办好，是共产党人的共同心愿。”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饱含深情，“社区党组织要牢记党的宗旨，加强和改进社区工作，要让老百姓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始终在人民身边。”
风雨不动安如山，赖有砥柱立中流。
在新疆考察期间，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寄望共青团始终成为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组织；在给中国国家博物馆老专家的回信中，号召大家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踏上新的赶考之路，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正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天下为公行大道
“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
“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
2022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当选连任后首次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论断，既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未来的郑重宣示。
四季交替中，总有一种洞见穿越时空。时光，镌刻下现代化征程上东方大国的奋进步伐，也见证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绘就波澜壮阔的前行图景。
初春，蕴育穿云破雾的生生希望——
2022年2月初，北京冬奥会开幕的日子里，习近平主席迎来一位又一位国际贵宾。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主席以“船”为喻，分享对世界大势的看法：
“面对各种紧迫全球性挑战，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坐上新时代的‘诺亚方舟’，人类才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船”之喻，在这两位老朋友11月于印尼巴厘岛的会面中再次提及。谈到上次见面后世界上“又发生了不少事情”，习近平主席的话意味深长：
“我们必须以人类前途命运为重，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我坚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仍然不可阻挡，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
新冠疫情反复延宕，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经济复苏困顿乏力，粮食、能源等多重危机凸显……回望变乱交织的这一年，“人类向何处去”的未来之问，从未如此迫切。
“冲出迷雾走向光明，最强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和衷共济”“团结就是力量，分裂没有出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全人类共同利益，习近平主席高高举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为动荡变革的世界不断注入信心与力量——
领导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向各国人民发出“一起向未来”的热情呼唤；在博鳌亚洲论坛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弥补安全赤字贡献国际公共产品，得到70多个国家赞赏支持；着眼人类永续发展，呼吁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取得里程碑式成果……
仲夏，见证互利合作的热潮涌起——
6月下旬，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主持首次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吸引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大举措，受到与会各方热情称赞。
不到5个月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密集的快门声中，全球发展促进中心正式揭牌。推动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统筹资源、协调行动，有了一个重要平台。
面对全球发展事业遭遇前所未有的逆风，习近平主席推动将各国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放在突出位置，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汇聚更多共识、凝聚更大合力。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多个国际组织支持倡议，近70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引领推动下，中国坚定传递“以自身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的诚意决心——
连续多年举办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消博会，一场场中国搭台的“东方之约”，践行“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的坚定诺言；
从推动持续放宽外资准入、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到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做好自身发展“答卷”的同时，激活世界经济的一池春水；
从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再创新高，到匈塞铁路、克罗地亚跨海大桥有效改善当地交通，源自中国、惠及世界的“一带一路”合作捷报频传，为实现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注入强大动力；
……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的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宏阔坐标系中，始终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金秋，收获深耕细作的累累硕果——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不久，10月30日至11月4日，一周之内，越南、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德国四国领导人接踵访华。欢迎仪式、会见会谈、见证合作文件签署……一系列外事活动密集进行。天安门广场上，人们听到了久违的21响礼炮声。
而在二十大开幕前一个月，习近平主席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新冠疫情以来首次出访取得圆满成功。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在二十大报告中，人们读懂了新征程上中国外交谋篇布局的现实逻辑。
这一年，中美元首实现三年来首次线下会晤；中俄元首以多种方式保持沟通；中欧领导人频密通话和会晤；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与发展中国家真实亲诚的团结合作扎实推进……中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愈发成熟完善。
一年来，习近平主席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撒马尔罕峰会、二十国集团巴厘岛峰会、亚太经合组织曼谷会议等多场重要多边外交活动，3次出访国外，与各国朋友以电话、视频、信函等方式密切联系……一次次微笑握手、一番番坦诚交流，彰显新时代中国自信从容的气度、海纳百川的胸怀，也让世界深刻感知：中国是胸怀天下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进步力量。
广交天下朋友、共行天下大道。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赢得越来越多理解、尊重与支持。
冬日，记录开拓进取的坚实步伐——
12月初，沙漠绿洲利雅得，迎来期盼已久的喜雨。习近平主席抵达这里，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受到东道国最高礼遇欢迎。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外交行动。观察人士评论称，面对国际风云变幻，阿拉伯国家同中国团结协作、携手同行，根本就在于中国对待阿拉伯国家“真心实意、客观公正”，在于中国外交“天下为公”的价值取向。
这样的遵循，始终如一；这样的行动，扎实坚定：
不畏霸权霸道霸凌，在台湾、涉疆、涉港、涉藏等问题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秉持公道正义，为推动乌克兰危机和阿富汗、巴勒斯坦等热点问题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在“文明冲突”的喧嚣鼓噪中，倡导守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在同世界相互交融、相互成就的奋斗史诗中，中国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形象愈发鲜明。人们从中国声音、更从中国行动中真切感悟：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传统大国崛起的翻版，更不是国强必霸的再版，而是造福中国、利好世界的正道。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坚定有力的话语，展现着一个阔步迈向世界舞台中央大国的担当与情怀，“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旭日东升，新年第一缕曙光普照神州。新的伟大征程，从脚下向未来延伸。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进发，必将以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记者霍小光、张旭东、张晓松、赵超、杨依军、胡浩、安蓓、张辛欣、丁小溪、王宾）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2日 01版）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作者：张小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城市风险的本质特征为“超辖区化”。城市风险并不总是内嵌于城市行政单元，它的发生地点、影响范围并不局限在固定区域，还可能超越特定的行政边界，向其他城市溢出。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在密集的城市人流中，病原体迅速传播会加剧风险蔓延和扩散的可能性。各类自然灾害潜藏着次生性灾害威胁，容易触发更大范围的灾情，如暴雨灾害，一旦上游河流决堤，很容易引起中下游城市的洪灾。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虽发生地点和影响范围相对集中，但不妥善的处理同样也可能对其他城市造成不良影响。城市发展中涌现的新兴风险，特别是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具有很强的复合性、联动性和叠加性，更可能产生超越空间范围的颠覆性影响。
我国城市风险防控模式具有典型的“辖区性”特征。我国采取属地管理模式应对城市风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国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指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本法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基本法和单行法都强调了突发事件的本地负责、本地化解特征。
在面对“超辖区化”的城市风险挑战时，“辖区化”的属地管理防控模式难免会陷入失灵困境。一方面，它固化地引导行政人员遵循应急管理的属地思维，忽略了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权责配置与相互协作。当出现跨域风险和危机时，地方政府往往会在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驱动下“自扫门前雪”，片面强调本地的风险处置责任，忽视甚至搁置“共同责任区”风险问题，继而可能导致跨域风险问题的防控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状态，并最终延误风险的最佳处置时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资源与能力难以适应跨域风险防控要求。地方政府基本形成了与属地管理模式相匹配的信息收集、报送程序以及资源调集、分配机制。当风险出现后，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固定规范的流程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而城市跨域风险超越了单一行政区域范围，发展演变趋势不确定，表现形态多变复杂，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地方政府的风险治理权限，涉及到不同应急力量的博弈与权衡，仅仅依靠某一城市的属地管理模式显然很难产生成效。
基于此，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极为必要。跨域，顾名思义是跨越地域界限。由于地域具有明确的区划边界性，因此，跨域实际指向的是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划；而行政区划又有各自的法定治理权限，这意味着跨域更深层的是对单一治理权的突破。当风险的潜在致灾因子、可能承灾对象超出了城市的行政区划，城市跨域风险就产生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有三种典型情境：一是潜在致灾因子超出特定行政区划范围，涉及两个甚至多个城市辖区，如河流水位暴涨会波及流经的中下游城市。二是潜在致灾因子发生在某一城市范围内，而可能的承灾对象分布广泛，如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顺着风向飘至其他城市。三是潜在致灾因子与可能承灾对象分别分布在不同城市区划。这三种情况都超出了单个城市的治理权限和治理能力，需要采取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的重要类别和突破。协同治理是对原有治理范式的超越和发展，它强调在尽可能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通过协力合作、共同行动的方式，最大可能地维护整体利益。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不同城市主体代表着多元利益，它们需要通过博弈协商、相互协作的方式，化解区域风险问题，实现区域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是在一般性跨域风险治理的基础上，对治理的目标、过程和结果的更高层次追求。根据现有跨域治理模式分类，结合跨域风险治理的现实情况，可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划分出两种类型：上级政府主导型和平行区域自发型。第一种类型强调中央政府或者共同上级政府的权威性，他们是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发起方，掌握着治理过程中的决策权和指挥权。第二种类型则出于城市主体的自发性，不同城市特别是毗邻城市，出于各自城市发展的需要和维护城市安全的利益需求而主动形成的治理模式。结合实践看，平行区域自发型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运用更为广泛。总之，突破地理空间整合应急力量进行合作应对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趋势。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建构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核心是通过总体顶层设计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体制。它囊括了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布局，同时还包括各城市共同体基于区域实践构建的治理体制、组织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职能配置和责任关系。它深刻体现了在服从中央政府关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最高指挥、协调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跨域城市共同体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的模式特征。
第一，完善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我国城市种类繁多，行政结构复杂。从城市规模看，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从行政结构看，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这些城市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政治话语权上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依靠自组织、自我协调的方式，可能会陷入组织无序、协调不通、效率低下的困境。因此，中央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总体布局、设定规范就极为重要。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布局并积极推进城市跨域协同治理，打造了一套完善的规划体系、规则体系和组织体系，为城市群地方政府进行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示范。中央政府在强调区域合作、融合互动、资源共通、服务共享等区域发展的同时，还兼顾了风险、灾害、危机的安全统筹。
第二，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厘清了应急管理实践中的政府上下级关系，为风险治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然而，现有的治理体制高度聚焦特定行政区划内的突发事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域风险这一重要类别。基于此，有必要建立面向跨域风险的新体制，以进一步规范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实践中的权责关系，特别是不同城市领导权、指挥权的配置问题。具体地，应形成“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综合协调是指不同城市政府应急领导力量组成的综合性协调机构享有跨域风险治理的协调权，履行综合协调、信息汇总、应急值守的职能，发挥跨域风险治理的运转枢纽作用。协同共治是指风险的发生地城市、波及地城市政府协同参与、共同治理跨域风险问题，以谈判、商议的方式达成跨域风险治理的最优行动方案。属地管理是在坚持综合性协调机构协调作用和跨域治理共同体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延续片区责任制，辖区政府仍然是本区划范围内风险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先响应人，负责向综合性协调机构和其他城市传输信息，在配合跨域治理共同体风险处置方针的同时，负责应急处置本区域的风险事项。
第三，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健全的组织体系是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成效的关键力量。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的设计，既要兼顾中央政府在工作协调方面的权威性优势，还要尊重跨域城市政府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并妥善适应多元风险类别的外部情境。基于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要特别注重三项内容：一是构建中央层面的跨域风险协调办公室，规划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工作，必要时还可以由相关部门参与到城市跨域的机构体系中。二是设立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毗邻城市要主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由各地政府、应急管理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人组建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将其作为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常设机构，发挥指导、协调的核心作用，保障跨域风险治理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运行。例如，2012年，为了应对突发性跨界水污染事故，长三角二省一市成立应急联合委员会、预警应急指挥办公室和应急专项工作组等机构，制定跨域治污的行动方案并负责领导和组织落实工作。三是设立具体风险导向的跨域协同治理办公室。在综合性协调机构内，下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主要类别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办公室，专门对接各自领域的日常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专业性。
第四，理顺各类机构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职能配置。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过程中，综合协调工作普遍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城市政府差别化的风险回应态度。风险是一种未然状态，具有发生的不确定性。部分存在侥幸心理的城市管理者，往往会选择采取消极、懈怠的态度回应跨域风险事项和合作治理活动，这可能会影响到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活动的实际进展和整体成效。二是城市主体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它们各自有着独立的治理权和多样的利益需求，跨域合作需要统筹的因素多，协调的难度也更大。为了克服双重困境，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协同组织机构的职能，加强机构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对此，特别需要赋予综合性协调机构以必要的实质性权力，发挥该机构的权威作用，确立该机构的跨域风险常态化预防与治理职责：负责起草跨域风险治理协议，编制风险防控预案，研究制定风险协作的重要政策、年度计划与合作事项，并负责组织召开跨域协调会议。同时，还要明确该机构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置、风险监控、风险沟通各环节的统一领导、指挥、协调、调度职能。当出现重特大跨域风险，超出综合性协调机构的应对处置范围和能力时，中央相关机构应及时干预，对风险应对处置工作进行统一领导。
第五，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责任框架。清晰的权力责任体系是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城市跨域协同风险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不明晰，“谁主责、谁担责”的问题有时处于模糊状态。责任关系不明晰，即便促成了跨域协同治理活动，城市主体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很容易在风险的治理参与、评估沟通、响应处置过程中产生侥幸、懈怠心理。对于愿意承担责任积极作为的主体而言，也难免会存在定位不明、把握不清的困惑。因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应当妥善配置权责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一要建立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责任体系，建立跨域风险治理的责任清单，明晰各主体单位在跨域合作、联合治理中的权责范围，实现重大跨域风险治理发生地牵头、波及地配合的组织模式。例如，《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灾难工作纲要》将建立协同应急责任体系列为五大工作内容之一，指出要“以区域应急联动综合预案为指导，研究确定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工作中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应急队伍的工作责任，联合编制区域协同应急责任清单”。二是明确城市主体在跨域风险治理中的责任追究制度。以制定法律或者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程序和方式。对信息上报不及时、不完全，甚至刻意隐瞒和虚报风险信息，以及不积极参与跨域联合协作，响应不及时，应急处置不配合等行为，给予严厉的责任追究和处罚。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顶层设计和模式体制，需要通过完善的运行机制设计来保障落实。当出现跨域风险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够担负起单独应对风险的防控责任和能力。为此，需要通过各种制度或非制度性约束，鼓励各城市采取联合行动，维持稳定、持续和正式的合作关系。这需要重点处理好城市间三个方面的协同：一是目标协同。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主政官员治理理念上存在着差异，这决定了他们参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目标偏好可能会不太一致，对跨域风险治理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别化的需求。相比于风险波及地城市，风险发生地往往有着更高的目标追求。而目标的不同又会带来城市主体行为选择的差异。因此，需要对主体目标进行调和，尽可能达成趋同状态，兼顾各城市切实需求的同时，保证目标的可操作性。二是过程协同。风险治理一头连接着常态，一头连接着应急态。因此，风险治理除了要衔接好跨区域的风险排查、联合指挥、跨域救援等全流程防控和资源供应、信息沟通等全方位保障的协同外，还要妥善处理常态与风险态转换时的协同关系。一方面，保证日常演练、风险监测、预防与风险识别、处置的高效衔接，确保跨域风险出现后，城市政府能第一时间从常态管理转换到风险处置状态，迅速调配资源进行响应。另一方面，还需关注风险应对与应急处置的协同，做好跨域应急管理的准备，以在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灾害后有充分的动员力、处置力。三是资源协同。主要是推进不同城市间应急物资、应急装备的协同，保证跨域资源供应体系完整、规范，在应急状态下能够迅速调配。
具体来说，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设计，包括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信任机制等方面。
首先，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理以及风险监控这四个步骤中，自始至终都需要进行风险沟通。只有将风险的相关情况，包括风险来源、范围、特性、演变趋势等，传达给相关的人，包括导致风险的人、面临风险的人、需要进行风险治理的人，风险治理活动才有价值可言。跨域风险波及面广，涉及因素复杂，加上不同城市间的地理区位阻隔，信息的分布极为分散，各城市主体往往只掌握着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的风险状况，对整体风险情况缺乏判断，这会很大程度上限制风险治理后续活动的开展。因此，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是保障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一方面，依托统一信息平台，实现预警信息的常态化沟通。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等新兴技术手段，搭建现代化跨域风险信息平台，实时监测、追踪并实时共享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传统风险和新兴技术风险领域的风险源信息，保证跨域治理共同体能够在完整的信息链条下对风险的整体态势和演变情况进行科学的研判、评估，并提醒可能涉及的毗邻城市做好风险的预警预防和应对处置工作。另一方面，完善风险治理过程中的基础信息共享，实现城市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风险是突发事件的萌芽状态，风险治理是应急管理活动的起点。各城市的跨域风险治理活动，除了做好一般性的风险处置活动，还要共同应对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突发事件甚至跨域危机后的管理活动。因此，城市之间还需要就应急基础信息达成充分沟通，如及时共享城市人口总量与空间分布、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规模、应急技术配备等情况，以便充分识别各城市的资源储备情况，明晰区域整体的应急储备短板，以更好地进行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
其次，构建合理的评估机制。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具有时间周期上的持续性和持久性，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是某一次风险治理活动就能终结的。因此，及时地发现问题，针对性地改进问题，为之后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积累有益经验就极为重要。这需要依托合理的评估机制，对治理过程中的表现、治理绩效等进行评估。在评估主体上，需要综合性协调机构、跨域城市共同体、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形成以学术机构、专业团队等第三方机构阶段性评估为主，综合性协调机构与跨域城市共同体定期自评为辅的评估体系。在评估内容上，一是针对风险治理活动的评估。还原风险治理情境，就应急预案、治理协议的有效程度，风险预防、评估、处置工作的及时程度，资源准备、信息交流的充分程度，风险应对效率情况等主要内容进行评估和改正，更新和完善风险治理模式与工作机制，推动城市风险治理工作更加有序地开展。二是面向各参与治理主体的评估。确定综合性协调机构在跨域风险治理中领导、指挥、协调行为的有效性情况，掌握不同城市在风险协同治理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情况，了解各城市主体参与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成本投入、工作成效和责任履行情况。在评估结果的运用上，要实施明确的奖惩结合方式，加大有效经验推广力度。
再次，建立清晰的利益机制。对于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不同城市政府主体而言，首先需要调和、平衡的就是政府利益关系。建立利益机制是保障参与主体充分享受利益，实现利益分配最优化的重要渠道，它包括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两个部分。其中，利益共享是跨域风险治理的前提，有效的利益共享有利于维系跨域风险治理活动的稳定性、持续性。但现实中，不同城市政府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收益是不均等的。当跨域风险被成功化解，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风险转变为突发事件后的社会经济损失，这一潜在收益对风险发生城市体现的尤为直接和明显。而对于风险波及地城市而言，不仅获利十分受限，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成本投入损耗问题，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失衡很可能会破坏城市政府参与的积极性。利益补偿机制旨在化解这一问题，它通过调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保障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帮助跨域协同治理维系长远发展。然而，具体到城市跨域风险治理领域，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资源补偿机制尚未成型。未来可尝试结合区域间共补和第三方激励两种渠道，丰富专项基金、资金补偿、专业人才培训、应急平台搭建等补偿方式，鼓励跨域城市共同体就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达成共识，努力实现区域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构建稳定的信任机制。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各城市主体拥有平等且独立的治理权，缺乏来自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理念对跨域协同的制度硬约束。基于此，寻求一种有效的、促进合作的软约束显得极为重要。信任机制是软约束体系的重要内容。信任的本质是承诺被兑现的程度，高水平的信任不仅能促进合作的生成，同时还能保持合作的灵活性与持续性，并降低合作成本。维系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是达成城市区域内外安全合作的必要基础。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打造跨域城市共同体自身的政府信誉，结成地区性信任联盟。大多数的城市政府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难题，这增加了它们资源投入的风险以及跨域合作的监督成本。通过鼓励政府主动守信，并在跨域合作中结成信任联盟的方式，塑造城市良好的信誉形象，营造跨域间的互信文化。另一方面，要构建与信任机制相匹配的监督机制，纵向上强化综合性协调机构对跨域城市共同体守信情况的监督，横向上实现各城市主体相互之间的联合监督。在此基础上，增加城市政府违约失信的成本和代价，以帮助增强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守信意识和信念，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
